题记：某人说了，我们不应该急于表达自己。可既然写好了，就让我再放厥词一次吧……以下言论仅代表我暂时的肤浅想法。请大家批驳。

中国神话和史诗为什么不发达？谢选骏在1986年的《神话与民族精神》中讲：

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只聚焦政治和其他世俗事务，基本上回避超越凡人、超越现世的神怪鬼魔等话题；他对“黄帝四面”（黄帝有四张脸）“夔一足”（夔只有一条腿）这样具有神话色彩的辞句的断然解读（黄帝监管四方、夔这样的人有一个就足够了），也表现出他的历史化倾向。这种由来已久的史官文化排斥或同化上古神话，使“原始文化中神秘的、非理性的冲动，受到日益强大的压抑。”上古神话传说大量流散佚失，要么依附于政治，要么流落坊间不登大雅之堂。

“原始天命观引发的中国神话过早过深的历史化运动，不仅分裂了中国上古神话，而且也分裂了中国人的灵魂。”“自汉以降，尤其是魏晋以降，中国知识分子都以儒家的道理兼济天下，以道家的心情独善其身”，“完全采用了实用的态度。”他们坚持的理念和处世的方式始终是相对的，一方面处处设计规划，以天下为己任，一方面放浪形骸玩世不恭，独与天地往来；此一时，彼一时，没有超越性的、终极的理想和信念。这种“两面神思维”常容易看到和强调新东西相对不足的一面，把新创造看作是偏颇、怪诞、标新立异的异端，又把新事物确有的独到之处附会为“古已有之”。

另外，家族的祖先崇拜压制了社会的英雄崇拜，以致中国“民族族源神话多，而创世神话、人类起源神话几乎缺如”，本来的社会英雄也退回到家族名人。就连君主皇帝，也是先在太庙享受家族的崇拜再接受“家天下”的臣民的崇拜。商灭了夏，周灭了商，一个家族的英雄和英雄的故事就完结了，无法成为更崇高、更持久、更有超越性和普遍性的“神性英雄”。而“带有超实用热情的英雄崇拜是大史诗的心理基础。”因此，“中国上古时代缺乏真正堪称史诗的作品。”

    这本书比较老，而且带有显著的中国1980年代中流行的“黄土文明”“大陆文明”“海洋文明”这样的地缘政治学概念的烙印。我在这方面没什么鉴别力，只能抱有怀疑地看。不过，上面那些观点倒挺值得参考的。

    黑金属们要想本土化，仅仅把反基督的撒旦主义移植过来是不够的，仅仅把北欧神话和维京历史替换成中国神话和上古历史也是不对路的；不是娱乐化了、表面化了或者不够严肃深刻、没有实践履行的问题，而是缺乏土壤、缺乏共鸣、无的放矢的问题。反基督？笑话，在中国基督教会扮演着重要的教育角色渗透到整个社会吗？揭发旧中国教会占地事件和传教士恶行？那基督就是Devil了，黑金属不变成应该由他来搞了。反女性？可耻！新纳粹？中国人的历史悲痛还从来没彻底释放过。因此，很多黑老大都不约而同地选择神话题材。而同样听一个英雄史诗、神话故事，北欧人可能体会到和沉溺于那种悲剧魅力；中国人很可能就只会觉得有趣或者酷，顶多只会发掘这个故事教训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心里面不会有共鸣和震撼，因为脑子会始终不断告诉自己——那是编的故事，那不可能是真的，那是假的传说。更重要的，是像上面谢选骏说的，中国神话不发达，中国人普遍缺乏“大史诗的心理基础”。

    或许，能让中国人感同身受和震撼的只有真实的历史，或者很写实的历史剧，包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故事，而绝不是超越世俗生活的奇幻历险记和彻底的英雄神话。（那种化碟式的浪漫和神乎其技的武侠招数不过是为了增加传奇色彩的点缀，剖开来还是世俗得很。而《西游记》和各种志怪小说我们只觉得好看有趣而鲜有感动落泪的。）有人说，传统的中国人没有终极的宗教归宿，譬如末日审判天堂地狱的概念，也没有很深的轮回观念，死本身就具有了终极的意义——为什么而死、是不是死得其所、身后名如何、千秋功过谁来评说就成了人生最值得考虑的事情，历史便成了中国人最重要的坐标。确实如此。俞吾金教授在一次讲座就呼吁：弘扬历史人文，抵制虚无主义。对音乐题材来说，这个结论不是很值得参考吗。

    像上一篇说到的闪灵，我为什么对他们感兴趣，理由有二：首先，当然是他们的音乐足够凶猛动听又突出个性；其次，他们的题材主要是早期迁台汉人和台湾岛原住民的战争与和平，焦点集中。这一切都让我感觉他们很有力量和推进感，又保持了应有的严肃和深沉，而不是像盲头苍蝇一样胡乱宣泄邪恶和病态。

    当然，历史题材多种多样，不一定意味着沉重。另外，反过来想，对这么一个缺乏梦想和奇思异想的民族来说，打神话牌，回到后羿射日、夸父追日、共工触不周山、刑天舞干戈、蚩尤九黎、屈原楚辞，也未尝不是一种绝佳的裨益和反叛。看具体做得怎么样吧。像幻日那样的故事设定，我就觉得与其说是神话故事，不如说是略带神话色彩的上古时代政治斗争史，离雄奇瑰丽和“异想天开”还差得远。